何谓廉洁？

何谓“廉洁”？不贪财货，两袖清风是廉洁、淡泊名利，立身清白亦是廉洁。《孟子注疏》曰：“廉，人之高行也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曰：“廉，引申之为俭也”，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言语》载：“廉，敛也，自检敛也。”后来便逐渐将“廉”引申为节俭、少拿、不贪取等含义。“洁”，《管子·水地》载：“鲜而不垢，洁也”，本义是指干净、洁净，后来将其引申为形容人操行清白、志行高洁，如《屈原列传》有“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”的说法。《楚辞·卜居》载：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”，东汉学者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注释“廉洁”二字为：“不受为廉，不污为洁。”“廉洁”一词将“廉”“洁”合而用之，逐步衍生为一种节制克己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，更指清廉自守、拒腐防变的高洁品格。

1917年1月17日，吴运铎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俗话说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懂事的吴运铎自幼便开始分担家庭重担，10岁时跟着大人上山挑煤在山路上顶风冒雪卖苦力，13岁进入富源煤矿，成为一名小学徒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，像滚烫的烙铁给他留下了刻骨的印象。在苦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吴运铎深知“一粥一饭”来之不易，牢记“半丝半缕”物力维艰，用清廉如玉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“廉洁文化观”。

吴运铎坚持勤俭节约、坚决不搞特殊化、不占公家利益，热心奉献社会…哪怕物质条件逐步丰厚起来，吴老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，从楼下买的包子、花生豆和熟菜成了他最常见的一日三餐，即便招待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简单。他给别人写信，从不动用公用的信纸、信封，许多信封是自己糊的，甚至是用过后翻过来糊的。甚至，因为他总是穿着一身毛蓝布衣衫，医院大夫拿着他的病历，笑着说：“估计你这位农民兄弟自己肯定不知道，你不仅和科学家吴运铎名字一样，连近视眼的度数和受的伤残情况都一样。”在《把一切献给党》中，他这样说：“专为个人打算的人，实际上没有生活方向。成天在自私自利的阴沟里爬来爬去，弄得一身泥，满脸脏，走到哪里，臭到哪里。这样活着，又有什么意思。”吴运铎虽未对“廉洁”二字做过系统阐述，但他的一生，时时处处都在践行着“廉洁”。

不搞特殊，严律己

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是富足的，便不会轻易被物质条件打败。革命战争年代，面对简陋艰苦的环境吴运铎从不抱怨，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，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自己创造条件，艰苦的生活和刚毅的品格，塑造了吴运铎艰苦朴素的作风，铸就了他清正廉洁的人格底色。1939年5月，吴运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他看来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是一生最大的幸福，是至高无上的荣誉，必须把工作做得更好，处处起带头作用，丝毫不能辱没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号。自此，他更加严于律己，无论身处何位，始终将廉洁作为共产党员的信条，生动诠释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吴运铎先后担任多个要职，期间厂里专门为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的领导们开设干部“小灶”，但吴运铎始终和职工一起排队吃“大灶”。厂里看他孩子多，也慢慢长大了，挤在一起不方便，很影响他的休息，想再分给他一间住房，也被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大家都是这种条件，我不能比别人特殊”。一次，单位送了他一些自己鱼塘的鱼给他补身体，当他得知没有给钱后，坚决把鱼退了回去，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根红线-不搞特殊化，不占公家便宜。

由于多次身负重伤，旧疾顽固，遇到恶劣天气，他的腿会隐隐作痛，为了让吴运铎伤残的身体少受颠簸之苦，周恩来总理指示给他调拨一辆小轿车，有关同志特地选了一辆英国制的高级轿车。吴运铎知道后，坚持换了一辆便宜车，平日里总是揣着一张月票挤公共汽车，必要时才用车，大家很是心疼，他却乐呵呵地说：“我的伤已经好了，怎么还能搞特殊化呢？坐不坐专车是个小事，丢了勤俭节约的老传统那可是大事情。”1986年，妻子陆平意外骨折，不能再照顾他，组织上想派专人照顾，吴运铎坚决地说，“不能那么做，因为我已经不能为革命做什么工作了，尽量不为自己的事给组织上添麻烦，这是我唯一的贡献了。”他也不允许孩子们丢下工作来照顾他们，于是花费大半个月的工资雇了一名护工。在遗嘱里他更是强调：后事从简，不开追悼会，不搞遗体告别，不保存骨灰。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的老英雄，在有限的生命即将迈向终点的时候，还在叮嘱着一切从简，不愿搞特殊化，更不愿给国家添麻烦。

不谋利益，育人格

吴运铎曾说：“我参加革命，并不是把资金存在银行里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。”这一点在他的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如此，他从不用职位之便谋取发展利益，而是注重人格的培育和廉洁的教导；他要求孩子们只有努力工作的义务，没有借助他的名誉和影响谋私利的权利。吴运铎的五个子女际遇多有不同，但他们没有一个是靠“沾父亲的光”读大学、找工作，完全是靠个人的努力。吴运铎曾不止一次告诉孩子们:“人生的路，由你们自己去闯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去克服更多的困难。”在他的教导影响下，儿女们始终把“人的奉献应该大于他的索取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，他们在本职工作岗位，尽已所能，做实事不图虚名，更没有求父亲为自己办过“走后门”的事情。

对待子女以外的其他亲戚，吴运铎也倾力相助，但他有自己的原则，对于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鳏寡老人，自己再苦、手头再紧，都要设法相助；而对有劳动能力的晚辈，则要求其自食其力。1958年，陆平的外甥女翟秀珍被分到第一研究所工作，翟秀珍非常想学技术，成为一名技术工人。但吴老却让她把学技术的机会让给了其他青工，并建议她在服务岗位上历练。直到小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职工，吴老才同意让她到工厂学技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老家的亲戚专门找到在兵器工业部当领导的吴运铎，希望他能特批一批钢材帮助地方乡镇企业发展，他也坚守底线原则，拒绝“特批”，最后提出利用钢厂边角余料生产铸钢的方法，解决了乡镇企业用钢难的问题。

不重钱财，重奉献

吴运铎淡泊名利，对物质利益看得很轻，面对“全国劳动模范”和“中国的保尔”诸多荣誉，他总是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，是党的培养和同志们不断帮助的结果，光荣应当归功于党和同志们。50年代，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发行1100多万册，还出版了《和青少年朋友谈修养》《奏响生命之歌》等书，稿酬丰厚。但他全部投用于青少年和公益事业，出资建立红领巾工厂、购买书籍，不仅“倾囊相助”，更投注了大量心血，他拖着残弱的身子，到机关、工厂、学校等地作报告上千次，听众多达10万人。哪怕自己还在住院，也要把病房当课堂，接待少先队员过队日、共青团员上团课。一批批病残青年在他的鼓励和影响下，重拾希望、重振信心。

纵观吴运铎的一生，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生。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，为国铸剑，夙夜在公，为党尽心；和平年代他廉洁修身，从严治家，和妻子相濡以沫，故剑情深，对子女言传身教、潜移默化，对待生活情趣高雅。真正做到把对家庭，对妻子，儿女的亲情摆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之下，坚持廉洁自律，不贪一时之功，不图一时之名，将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融入贯通到一生之中。时代变迁、光阴流逝，吴运铎的廉洁精神不会暗淡，必将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光芒，激励一代代党员干部廉洁奉公、勤政为民。(来源：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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